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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勇:中国行动文化中凸显古典文献中的慈善精神

2019-07-11 10:55:21  来源:公益慈善学园  作者:李勇    点击数量:1215

 

 

 

编者按

 

魏收的《魏史》是一部“秽史”,但是它的《崔光传》却有“慈善”二字出现在古代典籍中最早的记录。这里呈现的“慈善与中国文化建设”这个专题下的一组文章,是社工李勇研究古代和近代慈善文化的心得。尤其是?#33322;?#21335;北朝时期,在所谓“清谈”的表象下面,慈善可以将动乱和血腥“显影”出来,充分彰显生活文化的认识价值。所以,研究古代慈善,?#21892;?#21450;慈善?#20998;?#35782;。更重要的,是为“文化自信”添砖加瓦、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养料——生活文化及其视角。

 


 

一、溯源

 

慈善、善举、义行是行动。关于“行”,《尚书·洪范》提出“五行”说,是中国最早的行动理论。

 

现在,提到中华行动文化,大家就会想到明朝大儒王阳明。孙中山称: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,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,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说。在“知行关系”上,王阳明?#24247;鰨?#35201;知,更要行,知中?#34892;校?#34892;中有知,知必然要表?#27835;?#34892;,不行则不能算真知,并且提出“致良知”:无善无恶心之体,有善有恶意之动。知善知恶是良知,为善去恶是格物。

 

其实,在《论语》中“行”字凡72见,《?#29486;印?#20013;“行”字凡120多见。孔子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。关于行善(为善),最著名的莫过于《?#29486;?middot;公孙丑上》:

 

?#29486;?#26352;:“?#21191;罰?#20154;告之以有过则喜。禹闻善言则拜。大舜有大焉,善与人同。舍己从人,乐取于人以为善。?#24895;?#31292;、陶、渔?#28798;?#20026;帝,无非取于人者。取诸人以为善,是与人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”

 

二、知与行

 

王夫之(1619—1692)在《读四书大全说》(是“明遗臣”王夫之退隐后的读书心得,一共十卷)一书中批评了理学家“知先行后”,认为“格物致知亦是行”。

 

他批评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。人欲之各得,即天理之大同(《读四书大全说·论语》)

 

王夫之的知行观很?#20449;行浴?#25209;判了理学“知先于行”,论证“致知、格物亦?#34892;?rdquo;。

 

“凡知者或未能行,而行者则无不知。……是故知有不统行,而行必统知也。”(卷六)

 

“知有不统行,而行必统知。”(卷六)王夫之论?#20581;?#20013;庸》的“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”?#20445;?#35828;“若论五者第一不容缓,则莫如行。”“天下之事,……无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理”“无论事到身上,由你从容去致知不得;便尽有暇日,揣摩得十余年,及其用?#20445;?#19981;相应者多矣。”(卷一)

 

“《大学》于治国?#25945;?#19979;,言教不言养。盖养民之道,王者?#28798;?#20026;?#19978;埽?#23376;孙守之,臣民奉之。入官守法,仕者之所尊,而非学者之事,故《大学》不?#28798;?#31435;教。”

 

“道昭著于人伦物理之间,岂难明者哉?……乃终无有发明其义,而使天下与知者,岂人之不欲明哉?我知其故在不能行之矣。” (《四书训义》卷二)“知必以行为功也”(同上,卷三)

 

“格致?#34892;?#32773;,如人学羿棋相似。但终日打谱,亦不能尽达杀活之机;必与人对弈,而后择之精、语之详,而后谱中谱外之理,皆有以悉喻其故。”(卷一)

 

王夫之理解子夏、子张的“过犹不及”很是恰?#20445;?ldquo;二子之所造不同,然其不能用力于静存动察、精义入神,则一也。”(卷一)

 

行的标准,就是中庸:“〈中庸〉就教上说,则过、不及之间,尚可立一‘中’以为则。然〈或问〉已有‘揣摩事理’之语,则过、不?#30333;?#23601;知行上见,不与中庸之显?#32769;?#23545;。”(卷六)接着,他说行要中鹄的,并以射箭来做比喻,引?#29486;?#21644;程子的话。

 

三、名与实,“为己之学”

 

《读四书大全说》中提到“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。”(卷五)

 

德和圣本是名,当虚名盛行后,就产生了名与实的分野和考辨。西方人谈德福,中国人谈圣位。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五:“《朱子语录》以有位言圣,却于《集注》不用。缘说有位为圣,是求巴鼻语,移近教庸俗?#23383;?#32780;圣人语意既不然,于理亦碍,故割爱删之。”王夫之引用孔子的话“若圣与仁,则吾岂敢”又,孔子说:“圣则吾不能”;?#23454;?#20986;“岂以位言乎?”

 

《读四书大全说》中,王夫之认为读书要?#26032;?#23454;的精神。《论语》中的“曾皙志气”不是清虚之言,而是可为之事——

 

儒家讲“为己之学”,所以王夫之欣赏曾皙“任乎己”。“程朱论曾皙处,须是别看,不可?#20998;?#29468;卜。”(读四书大全说·论语,卷六)程朱曰:身心无欲,直得“清明在躬,志气如神”,天下无不可为之事。

 

在理欲之争上,王夫之驳斥朱熹:“欲者,己之所欲为,非必理之所欲为也。”“故惟一礼扑满周遍之外,更无闭门所早之车。”(卷六)把“理”学说成了闭门造车。

 

王夫之讲究“实”,反对释氏(如唯识学)、朱子、象山的“识”。“默而识之,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,何有于我哉?”(《论语·述尔》)《说文》:“诲?#21512;?#25945;也。”段玉裁注:“晓教者,明晓而教之也。训以柔克,诲?#24895;?#20811;。……晓之以破其诲,是曰诲。”王夫之:“夫子此三句,是虚笼语,随处?#39057;?#21435;”而作圣事实、工夫则是“实”。

 

“凡‘仁义礼智’兼说处,言?#28798;?#22235;德。‘知’字大端在是非上说。人有人之是非,事有事之是非,而人与事之是非,心里直下分明,只此是?#24688;?#32993;?#21697;?#25454;朱子解‘致知’知字:‘心之神明,所以妙众理,宰万物’,释此‘智’字,大妄。知字带用说,到才上方有;此智字则是性体。‘妙众理,宰万物’,在性体却是义礼上发底。朱子释义曰‘心之制,事之宜’,岂非以‘宰万物’者乎?释礼曰‘天理之节文’,岂非以‘妙众理’者乎?”

 

“沉?#29616;?#35828;特为精?#20445;?#20113;涵云具,分明是个性体。”(卷一,明代士人必读的《四书大全》载沉?#26174;疲?ldquo;智者,涵天理动静之?#31119;?#20855;人事是非之鉴。”)

 

 

四、小结

 

笔者认为,传统慈善的核心与精髓是文化慈善,它“证成”了中国行动文化。因为文化慈善是孔孟?#29486;?#30041;下来的宝贵遗产。《论语·季氏篇》:“君子有九思:视思明,听?#21363;希?#33394;思温,貌思恭,言思忠,事思敬,疑思问,忿思难,见得?#23478;濉?rdquo;后人津津乐道的“君子之道”“成人之育”“为己之学”“修齐治平”?#23478;?#33853;实到善举上来。

 

儒家行动文化的慈善性发展表现在丧葬方面。先秦?#20445;?#22696;子反对儒家厚葬。唐代,文中子王通《中说·天地篇》载:

 

薛方士问葬。子曰:“贫者敛手足,富者具?#32452;ぃ?#23553;域之制无广也,不居良田。古者不以死伤生,不以厚为礼。”

 

中国古典文献中的慈善精神在行动文化中凸显,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是“刚健有为”。文化慈善是有益于文化建设的,是古代公益人物为人所敬仰的事工基础。?#33322;?#21335;北朝,儒学衰微,“九品中正制”催生了人才学,品藻人物的博物学(小)传统和修齐治平的善德(大)传统并行,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建设。在这两个文化传统影响之下,中国历史上那些对社会建设发生重大作用的人才(含慈善家),是行动文化嬗递的介质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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